本篇內容是關於《犯罪是怎麼煉成的？》15場系列活動的記錄，第9場活動於2019年7月18日在桃園的「瑯嬛書屋」舉辦，題目為「移工罪與罰：那些血淚交織的在台工作日」，邀請桃園市群眾服務協會移工服務暨庇護中心的副主任鄭珍真，以及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宋一心律師，討論圍繞在移工周圍的司法案件，希望可以給他們更公平安全的勞動與生活環境。
從逃逸外勞到失聯移工，仍待消弭的歧視
你覺得「逃逸外勞」的犯罪率比一般人高嗎？
就像精神障礙者承受了許多汙名化的刻板印象一樣，部分民眾對逃跑的外籍勞工也存有迷思。以往政府的說法常會將他們視為潛在罪犯，需要被大力掃蕩，再加上媒體報導的推波助瀾，許多人對外籍勞工都會帶有歧視與偏見，認為他們是國內治安的亂源。但鄭珍真提出的數據，卻反映出不同的事實：
「根據勞動部2017年的統計，每1,000名移工中只有不到3人犯罪。比較當年度犯罪人口率，每1,000人中有12.46人犯罪（每10萬人中有1,245.79人犯罪），外籍勞工犯罪人口率相對來說算是非常的低。」
鄭珍真強調，「逃逸外勞」不代表他們犯了罪，這只是他們違反與雇主的契約，屬於行政處罰。但由於「外勞」這個稱呼，在社會長期的刻板印象累積下，已經產生許多負面標籤與歧視意味，近年從人權團體、社福機構到政府都呼籲以「移工」這個相對中性的名稱，來稱呼這群從海外移駐到台灣工作的人。將「逃跑」、「逃逸」改成「失聯」、「無證」，也是類似的邏輯，希望用較為中性的字眼取代有強烈指責意味的詞彙，進而扭轉社會大眾長年以來對移工的負面印象，讓台灣成為一個更友善尊重的環境。
然而，也有許多人質疑，改不改稱謂根本不是重點，簡稱「外勞」的「外籍勞工」，原本也是中性字眼，只要有人心中存有歧視，依然抱持著對「東南亞移工」的貶低與不尊重，或許有天「移工」也會變成負面標籤。
移工逃跑的主因：勞力剝削與惡劣的勞動條件
移工為什麼要逃？鄭珍真和宋一心以她們經手的多件案例，血淋淋的揭示移工在台灣工作面臨的處境，希望大家一起探討背後真正的問題。
移工逃離雇主的兩大原因，主要就是「勞力剝削」和「惡劣的勞動條件」。移工為了支付高額的仲介費而貸款來台，目的就是為了賺錢討生活，但高工時、低薪資、沒有休假等因素匯集起來，移工的勞力付出跟所得不成正比。有的雇主甚至會叫移工從事許可外工作，例如明明是聘看護工，卻叫她兼任保母、打掃傭人等等；而被性騷擾、性侵、被虐、限制人身自由等也偶有所聞。加上現有法規中不平等的雇傭關係，移工被禁止自由轉換工作，為了逃離惡老闆，只能被仲介索取買工費用，有勞資糾紛時，仲介也總是站在資方那一邊。
種種結構性問題下，移工幾乎沒有議價的能力，現有的工作環境待不下去，卻又因為法規與合約限制無法離開，加上自身經濟壓力的考量，許多移工被迫走上了逃跑的不歸路。
移工逃跑之後，因為失去了法律的保障，無法循正常管道媒合找到工作，鄭珍真形容這等於又跳入了另一個火坑：「他們害怕被通報遣返，更容易落入有心人士的手中，被利用掌控從事非法犯罪的工作，如賣淫、販賣毒品、偷竊或者盜伐林木，再度被非法雇主或仲介惡意壓榨和剝削。」
性侵、虐待、職災死亡，血淚移工的司法案
提起接觸過的移工司法案件，或許真的是太多了，兩位講者信手捻來都是令人唏噓的經歷：
－看護工被失智、無法控制自己行為的「被照顧人」毆打，即使申訴，法官也不太可能對一個半癱在床上的長輩判刑，所以很多案子檢察官都會壓著不辦，拖到最後不起訴，或是希望雙方和解。
－移工與雇主有勞資爭議，開協調會的時候，移工帶著雇主送的包包一起出席，雇主當場報警控訴她偷竊，但檢調過程卻發現移工在陪同雇主外出時都會帶著包包，間接佐證包包為移工所有，最後此案不起訴。鄭珍真也因為這些案例，後來在處理移工申訴時都特別小心，甚至會告誡他們：「當初雇主送你什麼名貴的東西，請你不要把它帶走，能夠還給他就還給他」以求自保。
－被性騷擾的移工為了向仲介申訴，對雇主行為進行蒐證，例如對經常裸露下體的阿公錄影，卻反而被告「妨害秘密罪」。被性侵的移工鼓起勇氣提起訴訟，卻被檢察官質疑「為何不在第一時間求救？」「為何沒有咬斷他的陰莖」？
－離開雇主家的移工，在轉換期間住在仲介處，卻被仲介鎖門拘禁、限制人身自由，理由是為了方便管理與防止逃跑。曾有移工在被監禁時發生地震，害怕地打電話向群眾服務協會求助，雙方卻都無能為力。雖然最後沒有釀成傷亡，但這種無視移工自由與人身安全的監禁行為，其實都觸犯了妨害自由罪。
－雇主為了提高工廠生產效率，減少啟動設備的限制，防護措施設置不足，間接造成移工因為誤觸機械按鈕，導致機械啟動，而夾死另一名正在清理設備的移工。
……諸如此類的各種移工司法案例不勝枚舉，而移工在面臨司法訴訟時有非常大的困境，就是法庭通譯制度並不完善，移工與法庭之間的對話需要透過翻譯進行，如果翻譯品質不佳，造成案件陳述錯誤，對移工都是非常不利與不公的審判。
鄭珍真提到自己也遭受過很多人質疑「為什麼要協助移工提出告訴？」她說：「其實我也很明白雇主的想法，只是我們要讓這些雇主和仲介知道，這些移工並不是理所當然要遭受這樣的對待。」
改善制度、健全勞動環境，讓勞工獲得合理的對待
宋一心引用了報導者做過的一篇專題〈藍領移工，台灣人的替死鬼？〉，說明移工來台從業的大致為廠工、漁工、看護工，擔任廠工的藍領移工大多做著台灣人不願投入的3K（辛苦、危險、骯髒）高風險工作，然而不完備的教育訓練與不安全的勞動環境，讓台灣職災死亡率遠高於其他已開發國家，而從外籍勞工職災死亡率高於本國勞工死亡率的數據來看，或許可以說移工成為了台灣人的「替死鬼」。
語言溝通、教育訓練、技能培訓、工作環境的設備安全……，每一項加強員工安全福利的防護措施，對雇主來說都是增加營運的成本，在利潤考量之後往往是被忽視的一塊，然而省下的金錢成本卻轉嫁到員工人身安全的風險上。
家庭看護工也有非常嚴重的過勞問題，除了工時長以外，許多人更是身兼數職，例如說以照顧失能長輩的名義雇用，結果還要幫忙打掃家務、料理三餐、甚至當孩子的保母。這樣「划算的生意」除了有違法的問題，還會因為移工的專業知識與照顧技巧訓練不足，進而造成業務過失的高風險。曾有外籍移工在照顧雇主小孩時，因未警覺嬰兒異狀而延誤就醫，造成孩子死亡，被控告業務致死罪。宋一心表示她其實於心不忍：「台籍保母需要有專業證照，交給一個月薪17,000元的外籍勞工，你還要求她什麼？」她期盼台灣的政府法規、雇主仲介的資方態度、甚至是民眾輿論，都可以對待這些移工友善一點。
凡事無絕對，只是我們都可以選擇站在人權那一邊
聽完那麼多外籍移工悲慘的案例，我想起以前曾經聽過雇主仲介方對移工的種種指控，還有不少言論批評這些移工團體都是「聽信一面之詞」、「幫著外國人欺負本國人」，於是在活動後問了珍真，在處理移工申訴案時，有沒有遇過類似的情況。
「妳說移工說謊嗎？的確也有遇過。」她接著說自己面對移工的態度不會只聽信一面之詞，還是會查證，並且在移工能力範圍內要他們提供證據，不是所有說詞都照單全收，會有進一步的判斷。
第二個問題是台灣有好仲介嗎？鄭珍真毫不猶豫的回答：「當然還是有。」基於對人權的關懷與同理心的展現，願意給移工善意對待的資方也非常多。我想，台灣確實有很多苛刻對待移工的惡劣雇主或仲介，但也不用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還是有好老闆願意重視健全的勞動環境，甚至也有不少雇主與移工建立了良好的情誼。
對於移工在台灣的處境，也許反映了整體勞動環境都還有待改善的空間，但不管如何，只要多一個人選擇站在人權的那一邊，就能有更多人獲得公平與正義的對待。
（《犯罪是怎麼煉成的？》系列活動於2019年6月至8月間進行，共舉辦15場。本活動由法務部司法官學院犯罪防治研究中心、法務部保護司、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、社團法人台灣一起夢想公益協會共同主辦，詳細內容可參考《犯罪是怎麼煉成的？》活動資訊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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